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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7-05-08 浏览次数:167
20世纪初期,美国药品集中采购组织(Grouppurchasingorganizations,简称GPO或者GPOs)出现,通过市场竞争将医院的需求通过GPO这样的采购中介进行集中采购。GPO的出现为医疗机构的成本节约,减少美国医疗费用上涨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GPO数量不断增长;采购商品也从初期购买大量的一次性用品(如注射器、导管和药品)逐渐加入了化妆品、医疗器械、手术耗材、办公用品、膳食等。服务对象也不断扩大,覆盖医疗机构,诊所,个人诊所,疗养院等。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GPO的数量不断减少而规模不断扩大,由于GPO之间的合并,大规模合同落到了少数几个GPO组织手中。
谈到GPO,我们需要了解,GPO与政府集中采购不同的另一种采购方式。市场化的GPO和政府主导的集中采购是同一目的,就是规范药品采购行为,降低成本,保障供应。一个目的两种手段,每一种手段都可以达到目的。目前,我国是以政府主导的集中采购为主要的药品采购方式。
为了更为有效的降低药价,我国开始尝试引入GPO。2016年8月,上海首次使用GPO模式采购药品,即遭到医药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的普遍质疑和抵制。因为经过此次采购,目录用药替换率接近50%。面临出局尴尬的,不乏市场占率较高的药品和企业。
深圳的GPO,更是直接让一家企业来组织药品“团购”,并允许该企业从中获得一定利润。这让其他药企眼红,直接“告状”到国家发改委。2017年4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开称:深圳市卫计委在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试点过程中,存在违反《反垄断法》行为。
上海的GPO和深圳的GPO是有区别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在仔细比较了深圳和上海的GPO执行细节后,指出二者之间的显著区别:从组织形式上看,上海是由公立医疗机构共同组建采购联盟,同时委托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下属上海医健卫生事务服务中心作为第三方非盈利性组织;深圳市GPO组织是药品经营企业,不是医疗机构。
胡善联分析认为,组织形式的不同将导致购买方式不一样。上海是需方,医疗集团直接购买;深圳是供方,由药企组织,但需要公立医院集团采购组织遴选委员会遴选确认,属于间接购买。从经济学性质看,深圳是“供方的垄断”,上海是“需方的垄断”。如果从市场机制角度推测,上海形成医疗集团购买力,向生产企业和供应商索取药品折扣,可能谈判下来,医院购买折扣更多,药价可能降得更厉害。而深圳方面GPO组织是药企,产品质量和供应情况可能会更有优势。
虽然,目前GPO一波三折,但是这两地的GPO也搞出了特色。深圳市卫生计生委表示,为避免“唯低价”,在改革方案出台后,深圳市卫计委组织了临床和药学等方面的专家,先后制定了集团采购药品目录、集团采购药品质量层次划分规则、集团采购药品目录剂型整合规则等操作细则,按照“先评质量、再比价格”的原则遴选出质优价廉的药品保证供应。
上海GPO搞起了新形势的药品加成——返点。所谓返点,就是药厂按药品的售价,以一定比例额外支付给医院。此前,“返点”现象也以“灰色收入”的形式普遍存在,医药企业经常将一部分“返点”给到医院负责药品采购的药事委员会。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要彻底杜绝医院内部的“返点”收入很难,所以,此次GPO将“返点”进行公开化,进行统一的“返点”管理,从而杜绝医院内部与企业自行谈判产生的浮动空间。“过去医院内部的‘返点’很多都超过30%,这次GPO采购的‘返点’平均只有15%。”该负责人称。
该负责人还表示:“虽然药品没有大幅降价,但是通过公开化的‘返点’,医院可以以此获得利润,患者就诊的其他环节就会出现降价空间,最终得利的还是患者。”
总的来说,GPO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1.医疗机构可以把药品采购交给第三方,从而将精力集中于医疗服务。2.对于厂家,可以增加采购订单量,减少销售和交易环节,降低合同及营销费用,获取销售及流行数据分析服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GPO在美国取得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虽然,引入GPO难免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万事开头难,随着各个省份的试点,经验的总结,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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