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跳舞：互联网医疗被下了“病危通知单”？

本月，一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发放的《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意见的函》（以下简称《意见》）在网络流传，文件共39项条例，从互联网诊疗活动准入的要求、医疗机构执业规则、互联网诊疗活动监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明细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概括而言，新规或将增加医生网上问诊门槛，同时收紧线上诊疗范围，这将对互联网医疗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有从业人士评价，卫计委这份文件，会让一部分互联网医疗机构先哭起来。

让行业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来自《意见》第四、七、九、十四、二十三条，按照这些条款的规定，互联网诊疗活动就变成了以医疗机构为核心的互联网+的组织方式，大幅缩减各互联网平台的医生源，从供给侧提升组织难度。

简单而言即，目前现在问诊是许多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的主营业务，而在新规下，大部分在线问诊业务将因违规而需关闭，因此，文件是否会成真，对部分互联网医疗企业而言，等同于一个生死问题

面对种种疑问，近日，国家卫计委相关工作人员针对网络上流传的《征求意见稿》给出回应，“这个文件目前还没有公开发布，还只是征求意见稿，以后肯定会有变化。”

这一回应，表明此前规定仍有回旋余地，对一些面临生死考验的互联网医疗公司而言，不啻为一个好消息。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监管层对互联网医疗的管理正在逐渐完善和规范。那种由于仍在摸索期相关部门未有明确规定，给了行业参与者能够进行新尝试的日子已经快至尽头。

而随着互联网医疗的监管进入深水期，这个被众多创业者、投资人寄予了厚望的行业，如今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洗牌将至

在线问诊一度是撬动移动医疗行业的一个重要支点。

作为较早进入移动医疗行业的玩家，创立于2011年的春雨医生正是通过在线轻问诊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批用户，随后其接着推出了私人医生服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移动医疗行业如今已经聚集了大批企业，涵盖各种业务方向，而在线问诊是许多面向普通用户的移动医疗应用的标配功能。

今年4月，成立十七年的丁香园对外宣布，其医疗服务APP丁香医生在最新的6.0版本中，将旗下基于微信端的医疗付费问答产品“来问丁香医生”所有功能模块接入。这意味着作为老牌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丁香园也终于涉足在线问诊/资讯业务。

事实上，对部分移动医疗企业而言，在线问诊业务是支撑其整体业务体系的一个基础，是其获得用户、积累医疗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意见》的传出，这一互联网医疗重要组成部分，如今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珍立拍股份公司董事长涂宏钢认为，基于目前流传的文件内容，这些政策整体来说对目前行业内的互联网医院偏利空。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意见》抬高了互联网医院的门槛，限定了业务范围，同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而监管本身也抬高了全行业的成本与执行难度。因此《意见》还会对行业内的医患端平台有比较大的影响。

具体来讲，《意见》第四、七条表明一定要有线下机构，并且需要有标准准入的机构才可以开展互联网诊疗，同时还限定在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会诊或者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慢病管理（家庭医生）。

第十四条规定了不准接待初诊患者，这样会把很大一块的市场需求抑制掉，互联网医院的获客来源有一定制约，运营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最重要的是，在《意见》的第二十三条提到，医务人员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需要执业资质的同时，还需要执业注册的单位的同意。这事实上就会大幅缩减各互联网平台的医生源，从供给侧提升组织难度。

对于春雨医生、好大夫、平安好医生等目前市场主流的移动医疗创业公司而言，文件带来的利空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影响不止于此，在涂宏钢看来，《意见》对中小医患端的移动医疗公司发出了死亡通知单。

“因为《意见》文件出台后会大幅度提升企业运营成本，缩减效率，减少医生源，降低患者流量，在规模未起未达到业务和收支平衡的时候，这批公司基本上发展希望不大了。”

监管预期下，行业已经站在洗牌的前夜。

戴着镣铐跳舞

互联网医疗创业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游戏。

由于医疗所涉人群之广，国内医疗资源目前仍以公立为主等种种原因，互联网医疗的创业者们大多选择基于现有医疗体系，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信息的梳理和整合，降低现有服务的门槛，而监管是这个创业赛道的重要变量。

此次尚未落定的《意见》，并非互联网医疗行业遇到的第一份监管文件。

2016年2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推出打击“号贩子”的八条措施，其中，“统一号源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严格加号管理”，便对原有部分以网络预约挂号为主要模式的移动医疗公司产生了冲击。因为八条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对以提供网络预约挂号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移动医疗公司而言，将遭遇服务断供的风险。

由于监管措施发生变化，多数开展相关业务的公司选择关闭相关服务，如春雨医生通过技术手段关闭一些医生开设的加号业务；而此前以在线挂号为主要业务的一呼医生，则进行了彻底的业务转型。

监管层政策的改变对互联网医疗创业者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在当前阶段，多数互联网医疗创业者，无法脱离现有医疗体系，这导致其面临的变数和风险相对偏高。

目前，移动医疗领域的主要模式有慢病管理、医疗O2O、挂号服务、诊后管理、在线问诊以及大数据等。

包括预约挂号、在线诊疗、医患在线沟通的在线就医服务是当前移动医疗行业的发展热点。除此之外，为患者与医生提供交流的诊后服务、医疗信息化、医疗智能硬件、慢病管理、医药在线流通、医疗大数据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不同的模式，实质上都是围绕医疗本身利用互联网做信息化的事情，而要实现真正的移动医疗，单纯导流远远不够，移动医疗实现的核心是医疗信息的开放与互通，比如智能硬件数据与患者就医数据结合，进行慢病管理、辅助医生诊断等。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移动医疗公司期望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等方式解决看病难问题，根本上仍需仰赖现有医疗体系，尽管监管层已在推动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等措施，但这些尝试进展缓慢，而且政策上的变化也加大了移动医疗行业的不确定性。

虽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但医疗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仍然拥有巨大的诱惑力。

颠覆中的机遇与挑战

《意见》虽尚未正式下发，监管预期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事实上，从《意见》目前的内容来看，其对互联网医疗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互联网医院相关整体是利空，但对以医院为核心的移动医疗企业、医药电商、移动端电子病历企业、慢病续方业务的公司、诊后随访的公司以及公立医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利好。

因此，监管的落地在引发行业洗牌的同时，同样孕育着新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一方面在尝试调整和规范对互联网医疗的监管，另一方面，对现有医疗资源的监管也在逐步改变。

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新修定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删除了原“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属于非法行医行为的规定。

换言之，医师在注册医疗机构外另辟地方行医的，或者执业医师辞职后、离职后、退休后在任一地方行医的，即使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也不能再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生都是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监管层逐步将医生多点执业推向合法的背景下，此次最高法更新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将进一步松绑医生群体。

这条消息利好的不仅是医生群体，从患者的角度更意味着医生劳动方式的增加和医疗服务的增量，对整个医疗体系尤其是民营医疗体系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商业机会和操作空间。

尽管近年来由莆田系引发的公众事件影响着外界对于民营医疗体系的认知，但事实上，在资本大鳄及互联网力量的多方参与下，非公立医疗体系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塑造。

监管层面不断释放利好，医疗行业的巨大投资前景，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新技术，都给非公立医疗体系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在公立医疗体系被缓慢改变的同时，非公立医疗体系的发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作用，也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

非公医疗体系的发展事实上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对互联网医疗创业者而言，这意味着将互联网技术落地到实际的诊疗中将拥有更多抓手。因此，风险初现的时候，机会也在孕育中。

更值得注意的信号是，随着监管层不断加大对互联网医疗的管理力度，这意味着行业已经迎来重要拐点。

在涂宏钢看来，国家一旦开始立法，就说明行业确实已经进入最后的整合阶段，需要由国家开始执行监督和规范，这无论是在电商，还是在网约车、共享单车行业都会出现。

“国家立法是行业的标志，这代表行业规模已经很大并且足以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如果规模过小，那国家也不可能讨论并推行管理办法。行业又将掀起新一轮的风暴。各个公司都应该开始采取应对措施。”